已经到了下午6点，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下简称疾控中心)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中心却还没有下班。这时，一位20出头的小伙子推门走了进来。身穿白大褂的护士长用温和的语气问他：“你是预约了来做检测的吧？”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额，那个，我是来找云海的。”护士长会意地笑了，对他说：“那你直接上二楼吧，他就在上面。”小伙子说了句谢谢，然后径直朝楼上走去，同样穿着白大褂的云海已经在门口等他了。见到云海，小伙子立刻舒了口气，说话也变得活泼起来：“原来你在楼上啊，不好意思啊，我已经提前下班了，但还是堵车，等久了吧。”云海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没关系，跟我进来吧，我先给你做一个知情同意的说明，然后你再下去找护士做检测。”

　　云海是疾控中心的外聘工作人员，负责动员和接待男同志群体参与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成熟稳重的他穿上白大褂，看起来和疾控中心的其他医务工作者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对于男同志群体来说，他是能让大家放心的“自己人”。#p#副标题#e#

　　有意义的事情

　　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云海在一家国有合资企业工作，各方面待遇都不错，还分到了福利房。不过，每天和机器打交道，周而复始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让他觉得“生命中缺乏有意义的东西”。2005年，30岁的云海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去西藏旅行，希望能弄明白自己到底想要什么。然而，在西藏呆了一个月，他还是没能找到心目中“有意义的事情”，只好返回北京。

　　正当对未来充满迷茫的时候，他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叫做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公益机构正在招聘同志同伴教育志愿者的消息，他忽然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久违的兴趣和激情被点燃了。

　　“我大学时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一位男同学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情，整天想看到他，想和他在一起。大二时，我高中时的女朋友来学校看我，我才发觉原来一直以来，我对她的感情只是像好朋友那种，完全没有跟那位男同学在一起时的心跳和幸福。这是我才明白，原来自己是同志。”于是，他迫切地想要了解自己，他找来了很多心理和健康方面的书籍，在这过程中，他了解了同性恋，也认同了自己，同时也接触到了很多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毕业后，他一直在国企工作，严肃的工作氛围逼得他必须要时刻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当看到有机会能为同志群体做些事情的时候，他立刻就做出了决定，他要告别那种压抑的环境，他要回归自我，要让生命活得有意义。#p#副标题#e#

　　2005年6月，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听过几次艾滋病知识讲座和同伴教育培训后，云海第一次来到北京著名的男同志聚集地“东单公园”开展预防艾滋病的同伴教育。他说：“当时我特别认真，还专门设计了一个问卷。我和一位年长的老同志在公园里聊了很久，我很想了解公园的历史还有老一辈的同志是怎么样生活的。当时聊得特别开心，我发现自己与人交流时感觉很好，沟通能力也还不错，这坚定了我参与这项工作的信心。”

　　在云海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同志防艾志愿工作一年之后，一位志愿者朋友告诉他，疾控中心的马小燕大夫想找一位男同志做助手，帮助她开展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工作。马小燕是北京最早在男同志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医生之一，深受同志社群的信赖和爱戴。云海第一次在爱知行研究所听讲座时，讲课的老师就是马小燕。云海对马小燕十分敬佩，一年来的志愿者经历也让他感觉到为同志人群工作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寻找的“有意义的事情”。于是他请那位朋友向马大夫推荐了自己，双方见面之后，互相了解了对方的想法和情况，马大夫认为这个朴实、稳重、有爱心的青年就是自己心目中要找的助手。#p#副标题#e#

　　沟通的桥梁

　　2006年4月，云海正式以外聘工作人员的身份到疾控中心下设的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中心工作。以公开的同志身份到政府部门工作，这不仅对云海是一种挑战，对检测中心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云海笑着说，刚开始，一些大夫和护士总是对他特别客气，生怕让他感到见外，这让大家都有点拘谨和放不开。于是，云海就主动对大家说：“如果你们想了解关于同志的一些问题，比如同志们常用的称呼、暗语之类，可以随时问我，就算我不知道，我也可以去问别人。”云海的一番话打开了大家的心扉，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大家都喜欢上了这个踏实、勤快的年轻人。

　　云海的到来为检测中心解决了一个最头痛的问题，那就是医务人员与男同志人群之间的沟通问题。与云海共事的孙大夫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云海就像一个桥梁，能把我们医务人员和男同志人群很好地连接起来。由于他自己是同志，又很有亲合力，许多来我们这检测的男同志有什么不方便或者不愿意跟我们说的东西都可以跟他说；同样，我们有什么希望向男同志群体传达的信息，通过他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开始，家人非常不理解云海为什么放着好好的国企不做，却选了一个收入低，社会地位也不高，既无名又无利的工作。云海只能慢慢地做家人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钱不是最重要的，够花就可以，知足才能常乐，最重要的是自己觉得快乐和充实。渐渐的，家人也就不再提这件事了。云海笑说，再怎么说自己也是有房一族，没什么经济压力，只求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这样，云海一干就是三年。2008年，在疾控中心的支持下，云海和其他一些志愿者成立了一个名为“纳米社团”的志愿者小组，专门在男同志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预防宣传。云海说，之所以取名为“纳米”，是希望自己的团队能够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踏踏实实做一些实事。#p#副标题#e#

　　艾滋病不等于同性恋

　　在一线工作了三年，云海接触过的前来做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的男同志不下千人，但这也仅仅只是男同志人群的极小一部分，他深深感受到了男同人群防艾工作的任重道远，也更加觉得肩上的责任重大。

　　云海认为，目前社会上对同志人群有着很多的误解。比如，有人认为男同志都是娘娘腔，男同志都很花心，男同志没有真感情只有性等等。“但是，最严重的误解在于，很多人都把同性恋等同于艾滋病，这种错误的认识不单单对于男同志人群是一种污名化和伤害，更在于它对整个艾滋病的预防工作是非常有害”，云海说，“有两个活生生的例子。曾经有一位年过三十的男同志来找我们做艾滋病检测，他从未和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也从未有过输血或者注射吸毒的经历，只是听说艾滋病是同性恋得的病，就整天的提心吊胆，更不敢和任何同志接触，身心都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还有一位刚新婚的女士，陪一个男同志好友过来做检测，她无意中说了一句，“幸好我不属于艾滋病的高危人群”，我们就告诉她，高危人群的说法其实是不科学的，只要是不安全的性行为，都有可能被传染艾滋病；她当时就吓住了，说自己和丈夫从来没用过安全套，结果一查，还真的是阳性，我们都为她感到可惜。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只有高危性行为，没有高危人群，不能把艾滋病和同志群体划等号。”

　　对云海和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来说，还有一件最让他们头痛的问题就是“知行不一”，很多人明明了解艾滋病的相关知识，也明白安全性行为的重要，但总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采取安全的性行为。有人说不好意思买安全套，有人说忘记买了，有人说因为太喜欢对方一激动就忘了，也有人说用了安全套不舒服，总之五花八门的理由都有。但是，激情过后，便又陷入深深地懊悔和担心之中。如何解决“知行不一”的问题，是云海和疾控中心的医务人员接下来要重点研究和想办法解决的。#p#副标题#e#

　　“其实，艾滋病不仅仅是一个疾病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云海看来，社会传统观念对于同志人群的偏见和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男同志人群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效果。

　　“我还碰到过两个亲兄弟来检测，都是同志。他们说，自己出生在农村，在老家，两兄弟都不结婚生子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此他们就想趁结婚之前，多找些同志做爱，免得回到老家结了婚就再也找不到了。他们问我，你说像我们这种情况到底应不应该结婚。我真的觉得很无奈，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云海说，除了艾滋病防治的相关问题，来检测的人问得最多的就是结婚的问题。许多男同志都被迫选择和女性结婚，从疾病传播的角度来看，这无疑加大了女性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对此，云海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问到未来的打算，云海说：“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也会一直坚持做下去。不过，经过这3年，我感觉男同志人群的艾滋病防治工作光靠疾控部门和同志志愿者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它更需要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和进步，以及男同志人群自身的自律。因此，我希望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些思想层面上的文化传播或教育活动，为推动和改变这种状况出一份力。不管如何，我都会继续为同志群体服务和尽力，因为它让我感到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