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100%安全套计划

　　预防性工作者感染HIV病毒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创造一个环境，使她们愿意并且能够使用避孕套。100％安全套计划，于90年代初在泰国成立，是证明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最好的例子。泰国政府在泰国所有的妓院和按摩院都开展了以倡导使用安全套为目的的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是免费发放避孕套，并将这些场所要求顾客使用避孕套的做法合法化。通过实施这一计划，性工作者避孕套的使用率从1989年的14％提高到1992年的超过90％，泰国的HIV患病率大幅下降。

　　印度：索那加奇计划

　　印度索纳加奇计划以加尔各答（加尔各答）中央地区的名字命名，那是计划的起源地。这一计划开始于1992年，以帮助性工作者预防HIV病毒和艾滋病感染为目的，索纳加奇计划围绕“三个R”展开：“Respect”尊重性工作；“Reliance”信任性工作者会参与计划；“Recognition”承认性工作者的权利。除了鼓励使用避孕套以外，该计划也在设法处理性工作者面临的广泛的社会和经济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该地区性工作者的避孕套使用率急剧上升，从1992年的27％上升到2001年的86％。由于该计划，当地性工作者HIV病毒感染率近几年也显著下降。

　　巴西：减少歧视

　　巴西政府和在该国工作的非政府机构，已经为防止性工作者之间的HIV病毒感染付出了大量精力。这些措施采取了宽容、尊重的方式，并且与艾滋病的对抗中，政府常常把性工作者称为“伙伴”。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把重点放在减少歧视，和鼓励性工作者注重性健康上。在某个著名的活动中，一位名叫“不知羞耻的玛利亚女孩”'的卡通形象被放在海报、传单和女厕所门口的招贴画上，上面写着：“你不需要感到羞耻，女孩。你有一个职业。“

　　肯尼亚

　　90年代，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以性工作者为目标人群的预防HIV病毒的活动得到了加强，主要内容包括同行之间相互支持和推广使用避孕套。到90年代末，这个城市里感染HIV病毒的性工作者的比例从25-50％减少至4％。#p#副标题#e#

　　性工作者中预防HIV所面临的障碍

　　尽管针对性工作者的HIV预防宣传活动有很明显的好处，但是只有少数国家采取了国家干预的方式来帮助这一群体。大多数情况下，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和社会不承认性工作者，不愿与他们接触。在很多地方，性工作至今仍被视为道德败坏或犯罪，与之有关的性工作者则被广泛的社会所忽视。很多时候，法律和政策阻碍了预防艾滋病宣传活动的开展。

　　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政府拒绝海外援助任何不明确反对性工作的预防HIV的计划。由于与性工作者打交道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认为，如果在帮助这些人群的同时发出性工作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信息的话，那么就无法有效帮助到这些人，所以他们通常得不到美国的资助。这导致预防HIV的计划缺少资金支持，而这原本可以挽救许多生命。同时也导致了与正设法接触性工作者的当局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巴西，减少对性工作的歧视是防治艾滋病整体工作的一部分，者已经得到了人们的理解，但是美国艾滋病委员会在2005年拒绝向其提供4000万美元的援助，因为它要求他们在对待性工作者的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

　　美国的“卖淫效忠誓言”曾遭到许多其他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团体和个人的批评，其中包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印度的合作协调员丹尼斯?布朗（Dennis Broun）博士，他认为：

　　“[美国性工作政策]解决不了问题。卖淫活动现在有，以后也将存在。我们必须选择现已证明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方法。”

　　在世界各地，还有更多案例表明某些法律和政策会妨碍预防艾滋病运动接触到性工作者。另一个例子来自印度的果阿，当地州政府决定于2004拆除百纳的红灯区，以便性工作者恢复正常的生活。他们这样做了，全然不顾十几年来在该地区进行预防性工作者感染HIV病毒工作的非政府机构的请求。其结果是，这些活动几乎不可能再继续进行，避孕套的分发率降低了，新的无家可归和贫困的性工作者变得更容易感染HIV病毒。

　　当局不支持性工作，以及某些人对用性来交换金钱的做法感到反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性工作并不总是一种选择，即便是，这种选择背后的原因往往很复杂。如果用道德观点来阻碍预防HIV病毒的计划，或者限制性工作者获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服务，只能恶化局势。#p#副标题#e#

　　发动性工作者

　　比起简单地认为性工作者是犯法的和关闭妓院来，最有效防止这一群体之间感染HIV病毒的方法，就是尊重他们，把他们当作合作伙伴，并鼓励他们团结起来。发动性工作者直接参与艾滋病预防宣传活动，可以提高他们的自尊，给予他们权力，从而鼓励他们关注自身的健康和获得有利于他们的服务。很多例子，比如印度索纳加奇计划表明，性工作者，或以前从事性工作者，在许多预防HIV病毒的成功案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就像孟加拉国妇女组织Naripokkho的负责人马赫巴?马哈茂德（Mahooba Mahmood）所说：

　　“在以尊重人权和公民权利为前提的活动中，加强性工作者的领导能力，已被证明是防止HIV毒蔓延最成功的战略之一。它促进团结，让他们就健康问题和同行们分享知识。他们不再需要依赖外界，从而增加了对自身健康的掌控。”#p#副标题#e#

　　性工作应该合法化吗？

　　各国法律对于性工作的规定不同。在一些国家，性工作是非法的，也就是说，完全被法律所禁止。在另一些国家，这是犯罪，这意味着性工作本身不是非法行为，但是相关的活动-例如拉客或经营妓院却是。在少数国家里，性工作是合法的并有规范的管理。这些不同的法律制度可以影响预防HIV病毒的活动在性工作者之中进行的方式。

　　有人认为，性工作合法化有利于艾滋病的防治，因为它允许各国政府监测和规范性交易。这样，它们能保证性工作者对避孕套的使用的谈判权，方便他们获得公共服务，保护他们免受暴力和虐待。很多时候，法律限制了预防HIV的活动与性工作者之间的接触-例如，在某些国家，很多与性工作者合作的组织的成员被冠以“促进卖淫”的罪名而遭到逮捕。通过取消这种限制，预防HIV病毒的运动，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合法化会增加性工作者的数目，以及对性工作的需求。另一个问题是，即使在性工作合法的国家，如荷兰和澳大利亚，仍然有许多性工作者去当局登记，而是在“街头”活动，在那里她们完全不可能接触到预防HIV病毒的活动。

　　关于合法化的辩论是复杂的，要考虑到政治和道义上的意见，以及HIV病毒和艾滋病等问题。无论人们对这个问题看法如何，我们需要就法律政策对预防HIV产生的影响，以及如果防治艾滋病的斗争要取得成功，国家是否应审查其立法等问题展开更充分的对话和讨论。#p#副标题#e#

　　前景

　　性工作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关于它是否应该合法化、政府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及它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然而当谈到应对艾滋病的流行时，应该把对性工作的道德判断搁置一边，各国需要把重点放在真正有效的事情上-赋予他们权利，发动他们参与防治HIV病毒的活动。通过解决潜在的使性工作者容易感染HIV病毒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例如，给他们更多法律保护对抗暴力行为，努力减少歧视-性工作者之间的HIV病毒感染率可大大降低。各国政府和组织需要创造一种环境，让性工作者能够保护自己免遭HIV病毒的感染，并使他们能普遍获得HIV病毒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认识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它们是应对全球艾滋病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它强调急需“合理的循证措施，以解决性工作问题”，实现HIV预防、治疗和护理的普遍获得。只有不到1%的全球基金用于HIV病毒的预防和性工作，因此，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之付出更多的努力，提供更多支持。

　　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谈论HIV的传播时使用性工作者和“大部分人”的字眼，这样做似乎暗示性工作者不如其他社会成员具有人性。而最终，一个性工作者由于艾滋病而死亡的悲剧性不亚于其他任何人。针对性工作者的预防HIV病毒的工作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一个阻止HIV病毒广泛蔓延的战略举措，它同时也是帮助性工作者、挽救他们生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