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男同性恋的艾滋病感染率逐年上升。权威部门的调查显示，2008年中国男同性恋者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为4.9%，有些地区高达15%至20%。酒吧、浴池等室内场所及户外场所的干预工作非常严峻。由于不了解该人群的行为与心理特征和需求，侮辱、歧视同性恋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得针对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工作往往缺乏实效。”荣维毅说。

　　尽管事前没有过分声张，但为期两天的培训气氛非常热烈。参加者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执法人员、大学教师、妇女组织成员等，跟他们面对面坐着的，则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性恋者以及同性恋社区艾滋病干预志愿者。

　　“我们的目标是通过研讨或者培训，使更多的法律工作者、公安人员、教育工作者等，了解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态和需求；同时探讨在现有政策法律框架下，如何改善性少众人群的生存环境，以便有利于艾滋病干预，有利于减少敲诈等案件。”此次工作坊的发起者之一、国内性别问题专家荣维毅对记者说。　性倾向歧视同性恋人群被敲诈等刑案多发

　　“你们中间的某些人可能会感到不适，大家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在介绍同性恋性行为方式之前，培训人员一再强调。

　　长期以来，同性恋的社会身份阴暗而模糊，这一群体所潜藏的社会问题也往往为人们所忽视。

　　由于同性恋群体是一个隐秘性群体，性倾向歧视迫使他们不得不隐瞒自己的身份，而害怕隐私被暴露的心理使不法者的敲诈屡屡得逞，甚至有些发展成刑事案件。荣维毅认为，如何改善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环境、降低敲诈等犯罪行为，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特别是立法与执法机关的重视。她强调，“因性倾向造成的家庭暴力、婚姻冲突等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需要引起社会尤其是法律、公安部门的关注。同性恋人群的艾滋病干预，需要从消除歧视开始”。#p#副标题#e#

　　认识不明基层执法人员或茫然或出现偏差

　　一位来自基层派出所的所长谭猛(化名)说，他是自己主动要求参加这次培训的，因为“工作中遇到同性恋的问题越来越多”，不知该如何解决。

　　据了解，在基层“防艾”工作中，因为不了解等因素导致执法出现偏差的情况时有发生。

　　在《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具体的条款要求娱乐场所必须以张挂“防艾”宣传品、置放安全套营销设备和提供安全套等方式承担“防艾”的社会责任。

　　公安部也在2005年以通知的形式作出规定，要求各地各级公安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以发现安全套作为卖淫嫖娼的依据”。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刑建民说，上述规定和《艾滋病防治条例》共同以法律调整的意义开放了在艾滋病干预工作中实施“全社会动员”方针的合法性，推动着“全社会动员”的务实和深化。

　　“但是，各地都有反映，基层执法机关或人员并不了解或者不在意上述的法律调整。”刑建民说，基层民警在执法时，往往会对男同性恋人群防艾志愿者或相关娱乐消费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的艾滋病干预活动进行限制、干涉，甚至以此作为鼓励发生“色情”活动的依据，对相关人员进行扣押、询问、罚款。

　　在“工作坊”开幕式上合影时，一位女法官站到了一边，在听完了同性恋的性行为方式后，这位女法官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更具体的说法是“恶心”；当被邀请晚上去北京某著名同性恋酒吧参观时，这位女法官同样婉言谢绝了。

　　在参加完“工作坊”之后，这位女法官对记者说：“非常感谢有关机构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了解我不了解的领域，使我开拓了眼界。尽管我到现在还是不能接受和支持这项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地进行一些思考。”

　　事实上，有很多执法人员对同性恋人群都有“异常”的反应。

　　一家同性恋艾滋病干预组织的负责人说，他与当地疾控中心联手建立的同性恋网站被黑客攻击之后，许多同性恋患者的资料丢失，引发了大面积的恐慌。但是，当他去当地执法部门报案之后却得到了这样的回答：“你们这些同性恋，让你们搞网站就不错了，黑了就黑了呗，还想维权？”

　　一位代理过同性恋网站被黑案件的律师也告诉记者，某省的一个同性恋网站被“黑”之后，曾找到有关部门要求立案查处，对方拒绝立案，当问及“为什么”时，得到的答复是，“就因为‘同性恋’这3个字”。

　　“作为我个人我是能够接纳同性恋人群的，因为他们只是性取向不同而已。对于同性恋人群，我国法律既没禁止，也没允许，所以说这块尚是法律的空白，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目前的一些问题，甚至会出现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的茫然或者差错。目前，我们在学员中也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培训和教育。”参加培训的一所省级司法警官学院的负责人对记者说。

　　正常执法途径的受阻，令同性恋人群的社会问题出现了恶性循环。

　　资深防治艾滋病工作者万延海说，部分同性恋者也有意无意地将自己边缘化、阴暗化。在同性恋者内部，他们更习惯于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解决问题。#p#副标题#e#

　　沟通欠缺执法者应正视同性恋人群问题

　　培训的当天晚上，作为派出所所长的谭猛兴致勃勃地去同性恋酒吧走了一趟。他来北京参加“工作坊”得到了当地公安局领导的支持，因为，“局里面对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人群问题非常重视”。

　　“一方面同性恋的问题比较隐蔽，比如艾滋病、吸毒或是家庭暴力等，由于当事人的种种忌讳往往会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大部分人几乎对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了解，有时处理起来会感到很大的困难。”谭猛说，任何问题只有先正确认识，才能正确处理。

　　在“工作坊”结束之后，荣维毅对所有参与者进行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

　　“工作坊”对参与者了解性少众人群艾滋病干预议题的帮助：33.33%的人表示很有帮助；53.33%表示有帮助，两人表示“一般”；

　　“工作坊”对参与者的本职工作的帮助：73.33%表示有帮助。

　　此外，参与者一致表示，在“工作坊”培训后的最大启发是，“同性恋社区与代表政府的机构人员沟通非常重要”。

　　几位来自公安警校老师表示，“其实这样的培训本来应当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在火车上还在讨论行动计划，想尽快落实”。

　　谭猛的感受则是，“执法人员应该正视存在的问题，并且有勇气去解决而不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