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香港《南华早报》9月22日报道，据估计，20至29岁的男子比同年龄群的女子至少多出950万人。如此大规模的性别失衡，在中国属前所未见，在世界历史上也极为罕有。昔日的美国大西部就是一个罕见例子，当地男性人口曾经大大超过女性，而正是这种性别失衡情况，令大西部成为一个混乱的社会。

　　“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指出我国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性。

　　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高达117，即每出生100个女孩即有117个男孩出生；在不满20岁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2000余万人，平均每个年龄男性比女性富余100多万人。由此人口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之日，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妻可娶。从2005年开始，性别比偏高造成众多婚龄男性找不到老婆的后果将开始逐渐显现出来。

　　男女比例失调，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犯罪等，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尤其是婚姻的稳定。在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男/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和男/女性移民来解决问题。比例失调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严重障碍，造成人口严重萎缩。男性人口的萎缩会导致劳动力的减少，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2013年末，中国大陆性别结构，男性人口69728万人，女性人口66344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100（以女性为100）。

　　中国拥有逾13亿人口，占全球两成。其性别失衡问题将令国家出现前所未见的问题。国内单身男子（俗称“光棍”）有可能被社会孤立，引发众多连锁反应。

　　其中一个后果是：单身男子如此之多，有可能引发冲突，令社会敌对气氛加剧。

　　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称，社会若存在大批年轻单身男子，有可能导致犯罪率及暴力事件增加到异常水平。研究发现，1998至2004年间，中国的男性对女性比例每增加一点，暴力罪案及偷窃案犯罪率就会上升六至七点。

　　性别比例失调的5大后果

　　4000万男从婚娶年龄无妻可娶

　　近20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积累效应已经显现出来，按90年代出生性别比外推，目前0～20岁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大致相当于20岁3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在人口基数比较小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跨国婚姻和女性移民来解决问题。但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如此庞大的国家，女性人口的短缺，就很难以国际移民的方式觅求出路。

　　原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女性人口的短缺，可以通过婚龄差的拉大来解决未来婚龄年龄段人口的婚配问题。但在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持续上扬的情况下，这种结构性和累积性的失衡，就很难想象“男性人口可以在比自己年龄小的女性人口中寻找配偶”这种解决办法的可行性。因为“大哥哥”同期群与“小弟弟”同期群之间为争夺配偶而发生的人口冲突，会愈演愈烈。

　　犯罪率升高、婚配关系不稳定

　　婚姻性别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一个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和交换价值升值“泛商品观念”作用下，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增多，离婚率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

　　社会刑事案件增加。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便会更多滋生这些不道德和丑恶社会现象，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会重新抬头，并且间接衍生性暴力犯罪、乱伦、人们社会心态畸变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男人抢女人的饭碗，就业压力大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一些女子占据生产绝对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服务等，不得以只能让男子来承担。

　　孤寡老年女性将会减少，居家养老增加

　　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间差”实际出发，只能走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老年劳动者自我养老“三养”相结合的路子。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实际，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孤寡老年女性将会减少，家庭养老在上述“三养”中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居家养老方式会有所增加。

　　人口严重萎缩

　　男多女少会给人口再生产带来严重障碍，造成人口严重萎缩。因为人口的再生产主要是通过母亲来实现的。女性在社会人口中比例的萎缩，必然会导致人口再生产能力的降低。

　　性别比例失调的7大原因

　　影响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衡的因素是众多而复杂的，总结归纳一下，我们可以细分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不仅源于中国人的一个古老、朴素又直观的理论：不想在自己这代断子绝孙，何况“养仔好听”。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这种理论正向社会现实层面延伸。

　　第二，养儿防老的观念。据2003年数据显示，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十，而到本世纪中叶，这个数字将达到总人口的三成以上。据测算，未来25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到1.8万亿人民币，赤字运行时间二十多年，年均缺口700多亿，而且期待率只有58%左右。正如一位代表所说，面对这一连串的养老保障危机数字不得不使人联想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机制及利益补偿机制，将使部分人无法放弃“养儿防老”的观念，男性的“养老能力”明显更为实惠，因此这部分人选择“放弃”女婴，选择男婴。

　　第三，计划生育政策。有人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简单地归结为实行“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这有失偏颇。越是在那些人口稠密的地区、越是在那些人口控制政策执行得严格的省份，出生性别比上扬的状况越明显。而像海南、广西等出生性别比失调严重的省市，恰恰是计划生育工作较为落后，生育率高、二孩和多孩出生比例较大的地方。而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

　　第四，技术上可做胎儿性别鉴别。当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诞生并付之民用后，个人生育意愿最大化体现有了客观条件，生男育女也能由双亲来决定，这主要是指运用B超等医疗科技选择性流产、引产，还有轻视女婴造成的较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等，直接导致中国目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调。

　　第五，社会管理的混乱。社会管理因素主要是指出生婴儿的漏报、瞒报。漏报是由于计划生育及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由于人力、经费不足或管理方法不善引起的。被漏报的既有男婴，也有女婴。但瞒报则是由于生育政策作用于妇女、家庭生育意愿引起的，瞒报主要是女婴。

　　第六，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在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在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第七，农村以男性劳动力为主。农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这也是人们希望要男孩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已经在土地法中规定男女享有平等的土地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的细则和有效的保障措施，再加上女性出嫁后要到男方生活的传统，很多农村妇女无法分得本来就不多的土地。这样，没有男孩的家庭就面临著生产资料缺乏的问题。另外，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独女户父母面临著老年赡养的难题。

　　延伸阅读：单身汉推高房价？

　　《财富》杂志报道称，在中国，未婚男性（15至30岁）数量是未婚女性的1.15倍，而中国单身汉实际上推动了中国经济以不同寻常的速度发展。哥伦比亚大学查森国际商业研究所主任魏尚进教授近日在一次研讨会上表示，这一趋势将在未来多年延续，因为性别失衡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自2002年以来，男性数量开始超过女性，一个不言而喻的社会规则是，一个单身汉需要赚到足够支付购房首付的钱之后才能找到媳妇，这便在男性群体中造成了非常激烈的竞争。

　　魏尚进表示：“赚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造成中国高房价的原因是寂寞的单身汉。”魏尚进与其他专家在去年进行了一项研究结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国35所城市房价上涨的48%（相当于8万亿元）的因素在于性别失衡。

　　他指出如今男女比例失衡，配偶竞争现象激烈，而住房逐渐成为了竞争中的重要筹码。从社会现象上和个人求偶心理上，房子的作用被放大；同时受到第三类因素的影响和本身属性的影响，造成了房价节节攀升。魏教授进一步说明：“如今中国男女比例达到九比八，男性中的多出来的比例怎么样在求偶竞争中获得成功，住房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加分因素。”同时，他也表示：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并且随着新婚姻法的出台，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倾向愈加明显。为了保护婚后权益，女性要提高婚前对房产的要求，这种情况又给男性的住房之战施加了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