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面前的，是一个19岁的男生，也是一个同性恋者，并且是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尽管我总是自认为对这些事情保有足够的“理性”，但是，如果不是他亲口说出他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根本不可能往这一点上想。

　　事实上，也根本不可能看出他是这样一种身份。这个19岁的男生，19岁的同性恋者，19岁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来自农村，很早就出来工作了，几个月前，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生活在大城市，却保持着一种淳朴，他面带微笑，叙述他的经历。

　　吴幼坚主持的同性恋亲友会在11月29日，周日，组织了一次聚会，她叫我也过去，于是，我见到这个男生，还有另外的6个人，6个男同性恋者，并且都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这应该算是“内部聚会”，在此，他们坦承了他们的这种身份。

　　其中一个男生讲到他经历过两回“一夜情”，其中一次没有用安全套，而后便确诊感染艾滋病毒。为此，他怀疑过和他发生性关系时未使用安全套的那个人，也特别去寻找过他，但没有找到。当时，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假设他找到了那个人，假设能够确认就是那个人将艾滋病毒传播给了他，那么，他是否会走法律程序，是否会将那个人告上法庭？#p#副标题#e#

　　但是，我没有问出口，这样的提问有些不近人情，尽管“人情”是一回事，“法律”是另一回事，法律应有其权威，应有其警示力。2006年3月，政府制订的艾滋病专项行政法规《艾滋病防治条例》实施，第38条、62条便是对这类问题的规定。中国的艾滋病立法，似乎还是在一头雾水之中。不过，那个男生说，他现在没有任何怨悔，没有任何怨恨。

　　此外，政府方面虽然不得不拿出针对艾滋病的政策，比如“四免一关怀”。但政策的执行有种种阻挠，最明显的就是户籍制度。其中有一个是在广东工作，但其户籍不在此地，故而不能完全享受“四免一关怀”，只能回到户籍所在地，才能拿到国家公共财政提供的药物。

　　好在，他们目前都还没有发病，只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艾滋病毒携带者”，而不是“艾滋病人”。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尽管一个人是感染了艾滋病毒，但在很多年里他都不会发病，依旧能够健康如常地活着。

　　我不能说什么，他们毕竟已经走出了确诊感染艾滋病毒之初的那种恐怖心理状态，在积极地寻求生活，并以防御艾滋病志愿者的身份在开展一些力所能及的公益工作。他们，是很不幸，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非常勇敢的人，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人，他们都在承担一种“责任”。

　　听其叙述，他们基本都出身于单亲家庭，认为从小便很少感受到来自家庭、父母的爱。一切都过去了，或许一切的不幸也就源于最初的不幸，这也许就是一种宿命，但就他们的心态来看，他们并没有陷入这种“宿命感”，他们表现得很阳光。#p#副标题#e#

　　我不能说什么，我只好深切地希望，我只好诚挚地祝福，他们能够更为乐观地生活，感染艾滋病毒虽然已成事实，但他们或者能够长久地保持健康，长久地健康如常地生活，或者10年、20年内，针对艾滋病的有效药物就诞生了。

　　理性，并不足以抵御艾滋病，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那么厉害的大思想家，法国的米歇尔·福柯，他也是一名同性恋者，1984年死于艾滋病。在那个年代，在艾滋病面前，“理性主义”完全落空了。

　　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可是艾滋病毒“在”的时候，人们却对它一无所知。那时，艾滋病在同性恋人群中被大量发现，人们因此而一度认为艾滋病就是“同性恋综合症”，但在后来的“经验主义”之下，人们才又修正了这一足以导致迫害同性恋人群的看法。

　　尽管如此，如果完全没有“理性”，事情只会变得更坏。面对性，面对性行为，面对同性恋，面对同性性行为，面对艾滋病毒，我们能够保有怎样的“理性”呢？就以我自己而言，我常常自认为足够“理性”，常常自认为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我不敢因此而对自己作绝对的判断。于是，只好让自己更加“理性”。

　　是否可以这样问：如果有一天，我发现自己也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我会怎样？同样的，如果有一天，你也发现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你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