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还在试营业的男同酒吧就此暂时关闭，留下来一个未解的宏大命题，大理甚至中国男同何去何从？这是我们的时代里、在这片土地上，防艾大业必须面对的现实困惑。很多人在宏观上认同防艾，而在细节上难以“从我做起”，大理男同酒吧关门就是一例。

　　当然，我们也不要误解了质疑者的声音，作为纳税人，他们有权对公共财政表达看法，即便是某些人骨子里对艾滋病群体尚未消除歧视或偏见，这都不能简单作为否定那些质疑男同酒吧的理由，而恰恰是这些质疑的声音，才应该成为反思和检视防艾大业的一个案例，我以为，对防艾事业发表的任何声音，都不应该忽视。

　　首先，要相信群众，但也不要给群众讲空洞的大道理。比如，要么是宣扬艾滋病只是疾病并不可怕，要么是提供个貌似权威的调查报告说 “性传播持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显然，这种文字因为缺乏情感因子，难以抵消公众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和关切——— 其实，就在连乙肝逐渐群体意识“脱敏”，而普遍遭遇现实障碍的尴尬中，更加神秘兮兮的艾滋病怎能不会引起群体的误解？在公众更多获知一个疾病“危害性”的时候，每一次的数据发布无疑等于加剧歧视。#p#副标题#e#

　　其次，防艾大业，从现实来看，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政府责任，而非社会责任，公众的参与和配合远不及想象的好。就以大理男同酒吧为例，那么多人在指责浪费纳税人钱财，却忽视了政府本身就负有防艾的职责，真正的浪费应是钱财挪用、贪污，而不是“钱花到了点子上”，收获的却是口水。可能正是如此，有消息称，相关部门辟谣“并非政府出资”。其实，男同酒吧最值得肯定的就是找到了政府此前难以精确找到防治目标的钥匙，无疑，从这个角度来说，大理男同酒吧的关闭，等于掐断了与防治群体的联系。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如何取得公众的配合。大理男同酒吧关门，其原因表面上是不堪压力，其实，还要承认防艾集合了群体意识、民族道德、群体价值观等多种元素，这是防艾大业中的最基本的“中国特色”，任何试图忽略这一国情的做法，都势必遭遇更大的阻力。比如，安全套进大学校园被否定，不是基于防艾措施自身能量和效果到底几何的考量，根源在于群体意识、价值观等夹击从而左右了防艾的方向和努力，这是现实中必须正视的。

　　因而，我很赞同有人说的，眼下防艾最需要的是“不关注”，不要将群体的视线轻易引入这个敏感区域，从防艾大业的角度说，倒可以避免防艾措施与道德产生正面冲突摩擦。但在群体的视线移开的同时，要加大艾滋病防护知识的人性化普及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