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上午，蔡明玲如约出现在瓯海区疾病控制中心，远远地站在走廊边上的角落里，见到记者时，她面带怯怯的笑容，从外表上看，都与一般的农村妇女没什么两样。

　　这时，瓯海区卫生局局长郑国华一行特地前来慰问，当蔡明玲接过生平第一笔慰问金时，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捧着慰问金不停地道谢。

　　今年40多岁的蔡明玲家住瓯海区，十年前与丈夫离异。去年，在出国务工期间，她被查出患了艾滋病。回国后，她一直在家接受免费治疗，目前在市区一家鞋厂打工。

　　记者想跟她握手，那一刹那，蔡明玲迟疑了一下，之后伸出三根指头轻轻地握了握，马上就缩了回去。“得了这个病以后，我一直不敢和别人握手。”她轻轻地说。

　　希望能活到60岁

　　几年前，蔡明玲经人介绍，出国做起了“淘金”梦。在国外务工期间，为了替儿子和自己后半辈子着想，她拼命地工作，打算赚一笔钱后风风光光地回国。

　　然而，去年年初的一场持续20多天的咳嗽，彻底破灭了她的梦想。“有一天早晨起床后，我突然感到全身无力，一直咳嗽个不停，老板知道后马上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医生认为我得了肺炎。”蔡明玲只好停下手头的工作，安心接受治疗。

　　一晃20天过去了，蔡明玲的咳嗽症状不仅没有好转，反而咳得越来越厉害。这时，她感到问题有点严重，于是就请老板带她去另外一家医院重新检查，结果，她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知道这个结果时，你心里是怎么想的?”记者问。“那时我还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蔡明玲摇摇头，“医生跟我说我听不懂，老板又不敢告诉我，只是说我的血液查出来不大好，在国外治这种病的费用很高，要我马上回国接受治疗。”

　　就这样，蔡明玲伤心地踏上了回国的征程。随后，在市有关部门对归国人员的例行体检中，她被告知患上了艾滋病。瓯海区疾病控制中心获悉后，马上对其进行了免费药物治疗。

　　“当时我就想到我完蛋了!”蔡明玲泪涌了出来，“我听别人说起过这个病，是治不好的，会死的。我死了，出国时向人家借的七八万块钱怎么还?儿子还没成家怎么办?”

　　记者劝她：“得了这个病，最重要的是不要有心理负担。资料上说，如果坚持吃药控制病毒，可能一辈子都会没事的。”蔡明玲掏出纸巾不停地擦着眼泪：“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最希望能够活到60岁。”#p#副标题#e#

　　怨自己没有防范意识

　　“能说说你是怎么感染上艾滋病毒的吗?”记者小心翼翼地绕到这个话题上。“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蔡明玲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

　　“艾滋病主要是通过性、血液和母婴传播的，对你来说不可能存在母婴传播，你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属于哪一种?”记者试着帮她分析。她想了想，终于开口了：“我在国外跟过一个男的，是中国人，我们在一起有一年多时间。”

　　“那个男人知道你得了这个病吗?”

　　“知道。他说他后来也去查过了，没有被感染，其实是不是他传染给我的我也搞不清楚。”

　　“除此之外，你还有跟别的男人交往过吗?”

　　“还有一个是介绍我出国的那个男人，后来就一直没有联系了。”

　　说着说着，蔡明玲的眼泪又不听使唤地掉下来，她说自己从来不用避孕套，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男人把病魔传染给她。“说实话，一个女的长期在国外，没有男人在身边是很难生活的，”她哽咽道，“这没什么好恨的，大家都是自愿的，要说后悔，只能怨当初自己没有采取预防措施。”

　　蔡明玲在国外期间，为了治“肺炎”几乎花光了积蓄，回国后，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她的前夫知道她患了艾滋病后，主动收留了她。“我担心把病传染给他，吃饭、睡觉全部分开，后来我病情稳定了，找到了一份工作，前夫也有了新的女人，我就搬出去了。”提起前夫，她的眼眶里又噙满了泪水。#p#副标题#e#

　　药品藏在垃圾桶里

　　记者见到蔡明玲这天，她恰好要到瓯海区疾控中心取药，“治疗这个病的药都是中心免费提供的，以前10天领一次，后来工作人员考虑到我来去不方便，就叫我一个月来领一次。”在旁的工作人员告诉蔡明玲，这一年下来，这些药总共要好几千元，她马上惊讶地叫出来：“这么贵啊?如果要自己买，我肯定没钱买的，如果这样那我干脆就不治了。”

　　“你到这里拿药，有人知道吗?”记者插了一句。“没有人知道，每次我都是一个人悄悄地来。”蔡明玲无奈地笑笑，“拿回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药盒烧了，然后把药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藏在屋子角落的垃圾桶里，就怕别人发现。”

　　“平时家里客人多吗?”记者问。“除了儿子偶尔来几趟看看我，从来没有人来过，”她的声音突然低了下去，“我就是怕万一有人知道我得了这个病，老板如果不让我上班，那我就真的活不下去了。”

　　“儿子知道你得了艾滋病吗?”提起儿子，蔡明玲眼泪潸然而下：“我不敢告诉他，也不敢让他发现这些药，不过他好像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可能是我的前夫告诉他的。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想办法把他办出国，到我以前的那个老板那里打工，多赚一点钱。”

　　瓯海区疾控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蔡明玲接受了一年多时间的免费药物治疗后，目前病情趋于稳定，现在，她体内的一种叫CD4的免疫细胞活力明显增强。

　　蔡明玲告诉记者，现在，她除了吃饭胃口稍微差一点外，其他各方面都跟过去一样正常，“现在也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疲劳，不过最担心的就是得感冒，稍微有点症状，我就得马上打针吃药。”#p#副标题#e#

　　想买台电视机作伴

　　在持续一个多小时的交谈中，蔡明玲将手中的信封不停地揉捏着，信封里装着刚刚送来的1000元慰问金。终于，她等不及了，当着记者的面掏出钱一张一张地数着。“哇，好多啊!”话音未落，她忽然哭出声来，用来擦泪的一张纸巾被揉成碎末。

　　“我可以去买一台电视机了!”她止住泪，脸上又出现了一丝笑容。在与记者的交谈中，她除了五度哽咽落泪外，脸上始终挂着笑容。“晚上一个人回到家，也没有人说说话，9点多就睡觉了。有时候一想起就整晚睡不着，买台电视机，也好有个伴。”聊着聊着，她无意中捋了捋前额稀疏的头发，“如果没有得这个病就好了，你看，就因为整夜睡不好，现在连头发都掉了很多。”

　　采访结束时，记者提出能否到她家里看看，蔡明玲连忙摇摇手，眼神中带着些许企求的意思，“千万不要过来，如果被别人知道了，我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好吗?”#p#副标题#e#

　　小编按：

　　第一次与艾滋病人面对面接触，我主动与她握手，双方的心理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感觉这是一次很普通的采访。然而，看着郭女士几度哽咽泪如雨下，讲述自己的不幸、无奈与困惑，我却好几次感到有些手足无措。刹那间，我真切地感受到，艾滋病人实在是太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关注了，他们需要社会多一点关爱，少一点歧视。

　　提起艾滋病，许多人或多或少带有一种恐惧、陌生和好奇的心理。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艾滋病人往往不敢公开病情，不敢面对公众，这是目前不争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记者在文中舍弃了很多诸如她与工友交往、走亲戚等细节，蔡明玲也再三交代，千万不要让人从某些细节中猜测到她的身份，因为她怕失去本来就很狭小的生存空间。

　　蔡明玲刻意隐瞒病情，从不敢主动与人握手，去饭摊吃饭时，从来都是一个人悄悄地坐在角落边上。其实，只要没有血液的直接接触，握手、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根本就不会传染艾滋病，但在一般人的眼里，很可能就会如临大敌。她反复问记者：“难道这样也会传染吗?”

　　如今，蔡明玲接受免费检查和免费吃药后，病情已趋于稳定，身体也不像过去那样感到累了。她开始为将来打算，为儿子筹划着未来。在采访中，她不止一次地表示，自己能多活一天算一天，但保证会像正常人一样地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