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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性恋者父母 担心孩子一个人受排挤怎么办

2016-08-01 10:52 来源:99健康网

  中国同性恋者父母:外媒称,在中国,虽然同性恋被列为流氓罪的历史已经过去,不过,同性恋依然是一个相对敏感而禁忌的话题。而有这么一群中国同性恋者的父母们,在经历了巨大的压力和痛苦挣扎后,理解并接纳了自己的孩子。不仅如此,他们从此投身公益事业,以切身体验和科学知识去帮助其他类似的家庭,并希望一点点改变社会对这个群体的看法。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7月23日报道称,今年6月在旧金山一年一度的“同性恋骄傲大游行”上不仅第一次出现了华人方阵,也第一次迎来了从中国特地赶来的同性恋者的家长们。他们手挽手、昂首走在游行队伍里,不时跑向两旁与友善的陌生人拥抱,自豪地大声喊出对同性恋孩子的爱。

  报道称,他们也并不是一路阳光走到现在,他们的故事曲折坎坷,充满泪与笑。

  几乎每一位听到自己的孩子亲口坦白“我是同性恋”这一事实的父母,反应都和夏丹宁一样,仿佛当头一棒,不知如何应对是好。

  “脑子一片空白,当时就懵掉了。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完全没想到。”62岁来自重庆的夏丹宁现在回忆起2008年女儿跟她坦白的场景,依旧哭笑不得。

  而去年刚得知儿子的秘密的吴和平讲起此情此景,仍不禁哽咽。

  吴和平说:“有一天下午他出去超市买了很多菜回来,也买了酒。”做足了准备的儿子余跃趁着酒劲,在饭桌上哭着告诉了妈妈实情。

  吴和平说:“我把头低下,我不想他看到我流眼泪,但其实我的眼泪还是流下来了。”

  她回忆说:“我们家那一个礼拜的气氛,真的很低沉,也不说话,也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怎么劝他,认为这是病吗?什么都不知道。”

  报道称,在中国,同性恋已经非罪化、非病化。不过,不违法不代表受到法律的支持。而社会对这类人群的解读也存在偏见。

  夏丹宁说自己好像对于同性恋现象并不排斥:“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事儿一旦发生在我自己女儿的身上,我是接受不了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种心情。”

  作为父母,他们当时都痛心孩子的未来。

  吴和平说:“我就想的是,你今后怎么办呐?你一个人,今后怎么办?我说你怎么生活啊,你多可怜啊!真的是,撕心裂肺的哭,号啕大哭。”

  悲恸过后,吴和平和夏丹宁还有很多同性恋者的父母都想要通过网络等渠道了解这个身份、这个人群、这种生活。

  吴和平在儿子的建议下参加了成都的一个同性恋亲友分享会。

  “我一看,哎呀这么多人啊,这么多同性恋啊,这么多家长这么多孩子啊!”

  通过不断地了解,以及与其他家长和同性恋者的交谈,吴和平与夏丹宁成为接纳自己孩子的父母大军的一部分。

  夏丹宁说:“接受孩子的家长的共性就一个字:爱。”

  吴和平:“现在通过了解,同性恋这个问题不怪他也不怪父母,这肯定就是天生的,我们没法掌控,他也没法掌控这个问题。”

  走过这一段不平坦的路实属不易,因此这些家长们决定伸出他们的援手,帮助更多的家庭。

  吴和平说,同性恋的孩子除了性取向,没有什么不一样,“他们也不是病啊,也不是罪啊,也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啊,他们也没有错啊,他们错在哪里啊?为什么社会上要歧视他们呢?他们刻苦地学习、刻苦地工作,就是生活不太阳光,因为大多数人都歧视他们,不接纳他们,所以他们才造成生理上的压抑。”

  夏丹宁说:“我不希望大家多么高调、多么重视。我也不希望像有的孩子说的那样,自己多么可怜,需要人家来包容你。我觉得‘包容’这个词本身就有点居高临下的意思。我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平常心,不管同性恋也好,异性恋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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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如何看待同性恋

  关于同性恋的原因,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也有一些说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同性恋的产生归之于先天。例如,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他的名著《随园诗话》中,讲到一个叫做“春江公子”的人,貌似妇人,已娶妻,但与妻子不睦,喜欢与男性青少年相处、共睡,他做诗说:“人各有性情,树各有枝叶,与为无盐夫,宁做子都妾。”无盐,即宣王王后钟离春,后世用以比喻貌丑而有德行的妇女,子都则为古代美男子的名字。

  春江公子这首诗的意思是说,人的本性是各不相同的,像树的枝叶各不相同一样;我虽身为男人,但与其做贤惠女人的丈夫,不如做漂亮男人的小老婆。这就把同性恋的原因归之于天生使然。另一类将同性恋归之于后天,认为是环境使然,例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写道:“凡女子淫佚,发乎情欲之自然,娈童则本无是心,皆幼而受绐,或势劫利饵耳。”大意是说,凡女子淫荡,是因性欲的自然涌现,而娈童则不然,他们本来没有这种心性,乃是由于童年时所受到的影响造成的,或是因为有钱有势者的威胁利诱造成的。这就把同性恋的原因归之于后天的影响。

  国外研究:同性恋有生物基础

  近几十年来,国外对同性恋有大量的研究。例如,由于观察到男同性恋者之行为,有的倾向于女性化,因此怀疑这些人是否雄性激素分泌不足。然而,实际测量却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结果:雄性激素分泌不足、分泌过高、分泌水平无差别的报告都有,因而无法下一个一致的结论。

  1952年,卡尔曼报告在37对男性同卵双胞胎中,同性恋的一致率为100%,而在26对异卵双胞胎中,一致率只有15%,因此,他强调基因遗传在同性恋发生上的重要性。1991年,性学家伯里与皮拉达的报告是:在56对同卵双胞胎中,其中之一为同性恋,则另一亦为同性恋或至少为双性恋的比例为52%,在54对异卵双胞胎中则为22%。这些统计结果,似乎都暗示生物因素对同性恋之性取向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曾经进行了一项研究,使用了当时最好的心理量表,并请到了出色的量表说明师,对30个同性恋男人进行了研究,并对照了30个同样年龄、智商和教育情况的异性恋男人。结果是,量表的专业解释者不能把同性恋者和与其对照的异性恋者区别开来,而且,专家给这些男人的心理健康所打的分数,在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之间没有区别。

  同性恋可能来自遗传?

  目前,已在近300种哺乳动物和鸟类中发现有同性性行为。这一发现也使人想到,同性恋可能来自遗传。

  1990年,美国神经科学家利维在权威刊物《科学》上发表了著名的研究,提出性取向具有生物学基础的另一证据。他检视了41具遗体的大脑,包括19名死于AIDS(艾滋病)或其并发症的同性恋男子,16名异性恋男子(其中有6人死于AIDS),以及6名推测为异性恋的女子,观察发现脑部与性取向有关的细胞。

  1993年,哈麦等人宣布某种类型的男同性恋是偏向于由母系来传递,且其基因遗传部位就在X染色体长臂的顶端的Xq28上。

  当然,所有这些研究,并不足以达成一个公认可靠的结论,因为分别存在着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果差别很大,或样本太小,或缺乏可重复性等方法学上的问题。可以看出的是:同性恋的生物学本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认证。

  对同性恋的成因,也有种种的非生物学解说。例如社会学习论,认为同性恋是习得的行为形态;家庭决定论,有人认为不慈祥、不和蔼的父亲有碍儿子的男性化和女儿的女性化的发展;心理分析论,主张同性恋起源于早期的不良亲子关系,也有心理分析学家认为同性恋是一种自恋情结所致;社会决定论,断言同性恋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交互论或多重模式,认为同性恋乃由生物因素、文化因素及心理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如今看来,这些非生物学的解说,即便能找到某些例证,实际上也会是一些相对同性恋者或境遇性同性恋者,并不是讨论真正的同性恋者,即绝对同性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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