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独家庭的困境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然而，关于这一群体的确切规模始终缺乏权威数据。近期，《人口与经济》杂志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总量及变动趋势再研究》的文章。作者刘旭阳（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与王广州（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对这一群体规模进行了最新测算，并对未来规模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

　　研究表明，当前50岁及以上的“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数量约为288.8万，远超先前部分学者的估计。由于生育率下降和生育年龄延迟，未来妇女遭遇独生子女死亡的风险升高，预计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将持续快速增长。

　　“曾生子女无子女”这一概念源于人口普查数据。为贴近现实问题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该研究采用了较宽泛的定义，将49岁以上且已度过育龄期的“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视为死亡独生子女母亲，包括生育过多个子女但现无子女的所有妇女，可能导致规模估值略高于严格定义下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据王广州的研究，采用“曾生子女现无子女”定义替代“曾生一孩现无子女”定义，规模估算值将高出约30%，但随时间推移，两者差距会逐渐缩小。研究显示中国失独女性达288.8万。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实际状况和数据收集限制，难以仅依据“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生育且现无子女”的妇女规模精确估算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因此，该研究采取包容性口径，将所有49岁以上无子女的妇女视为潜在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旨在全面了解问题，为解决此类家庭的老年照料问题提供详实数据支持和政策制定依据。

　　研究利用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队列递推法，估算出2020年50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的规模，并勾勒出其发展历程。基于“七普”数据及此前人口普查数据计算，2020年50岁及以上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288.8万，远高于多数学者对2020年该群体规模上限约80万的判断。

　　关于这一群体的快速增长，作者分析指出，若以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成为基本国策时退出生育队列的妇女年龄为死亡独生子女母亲队列上限，1990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主要指50-57岁的“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政策初期，因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规模较小，约为5.9万，占对应队列妇女总量的0.17%。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全面实施，新队列不断加入，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逐渐扩大。

　　至2010年，死亡独生子女母亲涵盖50-77岁的“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根据1990-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该群体规模达42万，占对应队列妇女总量的0.26%。至2020年，覆盖范围扩大至50-87岁的“曾生子女无子女”妇女，规模进一步增加。根据199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约为288.8万，占对应队列妇女总量比例升至1.19%。其中，2010-2020年间新增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较大，是2020年总体规模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

　　具体来看，2020年，50-59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达191.9万，占对应队列妇女规模的1.73%；60-64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为62.6万，占比1.71%；65-74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约为25.3万，占比0.40%；75-87岁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约为9.05万，占比0.28%。

　　尽管“七普”数据可能高估了当前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但同时也揭示了未来该群体规模快速增长的风险。与“六普”推算结果相比，2010-2020年间新增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高达191.9万，占总规模的66.4%。这批新加入的妇女，其生育时间集中于2000年前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对生育仍有显著影响，正处于政策性低生育向内生性低生育过渡期。

　　然而，随着内生性低生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生育意愿持续走低，生育年龄延后，生育水平下降，生育数量减少，只生育一个孩子的高龄妇女比例上升。一旦失去独生子女，她们再生育的可能性随之降低，“终身失独”风险增大。当前显现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仍属政策性低生育结果，而随着内生性低生育影响加剧，由此产生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规模可能将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为有效应对这一社会问题，刘旭阳和王广州提出以下建议：首要任务是提升生育水平。鉴于大量存在的独生子女母亲群体，增加生育子女数量是最直接的预防措施。政策层面应持续致力于降低生育成本，涉及经济、时间和机会成本等多个方面，如优化医疗服务价格、强化托幼服务体系、保障生育后女性顺利重返职场等，以破解内生性低生育问题。研究显示中国失独女性达288.8万。

　　其次，必须完善针对死亡独生子女家庭的扶助制度。自2007年启动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制度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面对未来可能快速扩大的死亡独生子女母亲群体，政策改革需与时俱进，扩大扶助覆盖面，确保未及时领取独生子女证但仍失去唯一子女的母亲也能获得支持。同时，还应丰富扶助政策内涵，既加强心理辅导，又建立健全养老保险机制，以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风险。

　　最后，作者强调构建跨部门协作与统筹机制的必要性。面对未来死亡独生子女群体可能急剧扩大的趋势，单个部门的力量难以满足需求，亟需民政、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部门通力合作，整合资源，打破现有帮扶政策的碎片化局面，提供针对性强、个性化的解决方案，建立应对死亡独生子女问题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