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2日，“榕树下”网站曾连载《最后的宣战——一个艾滋病感染者的手记》，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

　　一个叫黎家明（化名）的20多岁男青年，由于有过一次轻率的放纵——在一家发廊与一名洗发女尝试第一次性体验，不久便染上艾滋病病毒。黎披露自己的经历，忏悔并警示他人，尽管有不少人对他表示同情，但也有相当多的人表示出另一种态度。最为极端的是，有的网站出现了这样的贴子，“让他死吧！”接着有人说，“应该快点死”。更多的人表示，“我们为什么要同情一个嫖客？”在对这种事件的报道中，媒体的基调亦说艾滋病主要是由于吸毒、嫖娼、性生活不检点造成的，凡此种种，必然给人们造成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只有生活作风不好、道德败坏、堕落和干坏事的人才会患艾滋病或被这种病毒感染。

　　姑且不论高耀洁、桂希恩大夫为代表的一些专业人员得出的结论——我国目前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大部分是由血液传染的事实是否真实，即使因生活放纵和吸毒而染上艾滋病病毒，这样的人已经受到惩罚，而且知道忏悔并希望他人引以为鉴，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同情？西方伦理认为，罪人悔过，上帝也会欢迎；东方伦理承认，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二者可谓殊途同归，何况黎家明并没有犯罪。#p#副标题#e#

　　一位因使用血液制品而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曾无比痛苦和悲哀地说，“连家人和亲戚都不相信我，那目光和神情无疑是在说，我是在外面拈花惹草才患这种病。其实，我可以以我的生命和人格担保，除了妻子，我从未做过那种事。可是我的一个亲戚却说，‘你丢尽了我们的脸，干脆去死算了！’既然连亲人都不信任我，我干吗不……”桂希恩大夫说，在实际防治中，他已见到这种情况发生。

　　实际上，艾滋病并不只是性传播一个渠道，然而，国内老百姓对此最形象的称呼是“脏病”，或者称“那病”。

　　由于传统道德意识比较深厚，人们不是“谈艾色变”，而是“谈性色变”，这就为防治艾滋病添加了人为屏障。高耀洁说，她把所著《艾滋病与性病防治》一文送给一位在某银行当处长的老同学看，谁知她竟鄙夷地说，“我能看你这种书？你这是啥书？肮脏死了！”随后把书扔在沙发上走了。高耀洁说，较有文化的人对艾滋病都有这样的认识和误解，就更不能苛求大众对艾滋病不恐惧、不鄙夷、不歧视了。#p#副标题#e#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歧视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桂希恩教授从2001年5月起，就一直接待上门求医求助的艾滋病病人和感染者，让他们住在自己家里并同桌吃饭，她说，与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共同生活、共同吃饭不会传染，这是基本常识。而高耀洁大夫早在2000年夏天就开始接待上门求医的病人，也让他们在家里做客吃饭，为此曾引起家人不满。但是，高耀洁坚持说，即使患者唾液里有艾滋病毒，也达不到传染的量，而且胃酸还能杀死病毒。

　　如果在对艾滋病的问题上转变观念，那么，无论是谁不幸染上，都可以认为只是因血液或医源性方式，如手术或自我保护不够?如在性生活时?而感染——正如所有诉讼案件，在没有证据证明有罪之前，罪犯的罪名就不成立，患者和感染者不受歧视，艾滋病的监控和防治就可能更为容易，人类征服艾滋病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